工地大叔进书店，又被搞成阅读匮乏时代的“救心丸”

近日，一段“建筑工人参加作家陈行甲新书分享会”的视频在网络刷屏。6月25日，北京西单图书大厦，公益作家陈行甲读书会现场，58岁的刘诗利，一位来自河南濮阳的钢筋工，因在书店偶遇签售活动而被赠书、拥抱，随即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。网友盛赞他“脚踩泥泞，依然仰望星空”。

然而，当舆论将刘诗利塑造成“底层阅读英雄”，当他的形象被反复消费成“浮躁社会的一剂良药”时，我们或许该冷静思考：为何一个普通读者的正常行为，会被赋予如此沉重的象征意义？这是对知识的真诚礼赞，还是阅读匮乏时代的又一次自我感动？

刘诗利走红的逻辑，首先建立在“身份反差”之上，建筑工人与书店，体力劳动与精神追求，粗粝现实与诗意栖居。这种对比天然具有传播力，却也隐含某种刻板印象，仿佛建筑工人本该与书籍绝缘，他们的阅读行为因此格外“感人”。

但刘诗利本人并非偶然闯入书店的“闯入者”，他曾是民办教师，常年保持阅读习惯，偏好农机、电焊、诗歌类书籍，甚至在济南打工时办过借书证。他的阅读并非奇迹，而是一种个人选择。真正值得玩味的是，为何公众更愿意将其视为“例外”，而非万千普通读者中的一员？

这种叙事折射出社会对阅读的狭隘想象，知识消费仍被默认是“体面人”的专属，而劳动者的精神需求则被长期忽视。当刘诗利被塑造成“励志符号”时，我们是否在无形中强化了“读书本不该属于他们”的偏见？

刘诗利的故事被赋予的另一重意义，是“对抗读书无用论”，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，他的阅读无关升职加薪，纯粹出于兴趣，因而被视为一种“纯粹的精神追求”。

但过度美化这种“无功利阅读”，同样可能走向另一种极端，将读书神圣化为一种道德符号，仿佛只有超越世俗的阅读才值得赞美。然而，阅读本就可以是功利的（学技能、考证书），也可以是消遣的（看小说、翻杂志），更可以是毫无目的的闲翻。将刘诗利的阅读拔高到“精神救赎”的高度，反而让阅读失去了平常心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叙事掩盖了结构性不平等。刘诗利提到自己“很少买书，因为经济不宽裕”，这提醒我们，许多劳动者并非不爱阅读，而是缺乏可及的资源与时间。与其歌颂个别“坚持读书的农民工”，不如追问，城市的图书馆是否对务工群体足够友好？工地附近是否有便捷的借阅点？

刘诗利的故事被传播后，评论区不乏“破防了”“看哭了”的留言，但这种情绪宣泄往往短暂，鲜少转化为对劳动者文化权益的实际关注。大众更愿意为“底层逆袭”的故事流泪，却不愿推动制度性变革。当刘诗利被包装成“阅读匮乏时代的救心丸”时，我们是否在用他的故事自我安慰，而非真正思考如何让更多劳动者平等享受文化资源？

真正的阅读平等，不是将某类读者捧上神坛，而是让所有人都能安静地翻开一本书，而不被另眼相看。当建筑工人进书店不再成为新闻，才是阅读真正的胜利。